琅琊閣

《我的菩提路》（第十一篇之一）：前正覺同修會助教老師胡惠玲的「正覺經歷」

一、學法因緣和明心過程

【琅琊閣】：胡老師，您是怎麽開始學佛的？

【胡惠玲】：我本身是香港人，我在2000年開始接觸佛教。那時想學佛是因爲感到人生很苦而想得解脱。那時是跟一位居士學佛法，她教我們因應不同的業障或病苦而誦不同的經，持咒、練氣功等等。跟了十年，發覺很多疑問都得不到解答，後來她說我們要「明心見性」，那時也不懂「明心見性」是什麼，沒學到什麼真正的佛法。

【琅琊閣】：後來怎麽接觸到台灣的正覺同修會？

【胡惠玲】：後來我讀到蕭平實的《無相念佛》和《心經密意》等書，第一次讀《心經密意》感覺很震撼，一晚上都睡不着，覺得這個法真是好。我聼說正覺同修會有禪淨班，教人開悟明心見性，於是決定從香港去台北報名上課。當年的我為了開悟明心，每週日當天來回從香港飛去台北上課，因為那時候仍要上班，所以都是即日來回。我的家人和身邊的朋友都認為我有些瘋狂。後來因為工作關係，實在沒有時間拜佛看書，大概兩年後我決定退休。

【琅琊閣】：當天坐飛機來回香港台灣上課，一定很勞累，可見您求法心切。

【胡惠玲】：我2010年讀禪淨班，兩年半後結業獲錄取上禪三，連續被錄取４次，2013年破參。我是我那一班最快破參的人。我上禪三有做過「請師代表」，禪三每次都有一個請師和送師的儀式，一人做代表，後面有幾位菩薩跟著。一開始時不知道為什麼我被預先通知要帶縵衣，後來才知道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當請師代表，要有「特別因緣」才可在禪三上做請師代表。

【琅琊閣】：您所謂的「特別因緣」是什麽？

【胡惠玲】：「特別因緣」就是我捐了一大筆錢給正覺同修會。我也知道和聽聞有人爲了錄取禪三變賣房產，或是爲了錄取特意在禪三前捐款。其實香港有好幾位「大護法」都是很快開悟的，禪淨班畢業跟我一樣連續上禪三。但是一般學員都等了很久。我最初不確定我自己很快開悟是因爲護持款金額，後來開始被安排職位，做櫃檯義工和助教老師，就發現開悟快的人，都是捐了很多錢的，或者是可以幫正覺提供一些「特殊資源」。

香港最早期的一批學員很多一直沒有被錄取禪三，我估計是因爲導師要發展大陸，所以被拖了很久，除非一次捐一筆大錢給正覺，否則不容易被錄取和印證。其實香港有很多位早期加入很發心的學員，付出很多，但是這麽多年，連一次禪三都沒有錄取過。講堂一直強調「福德」多麽重要、最難累積，所以大家都接受不獲錄取是因為自己「福德」不夠。

【琅琊閣】：從您可以每個星期從香港坐飛機來台灣上課，可見您「福德資糧」充足，是正覺同修會内典型禪淨班畢業之後快速開悟的金主。

您的懺悔文昨天剛發表，就已經有人幫您找了個「退轉理由」，説您是因爲導師爲了香港講堂早日完備才幫忙你證悟。根據您説的香港講堂的情況，導師選擇幫忙的都是個別「大金主」，其他從早期開始發心協助香港講堂步入正軌的學員並沒有「獲得導師的幫助而開悟」，甚至這麽多年以來，一次都沒有被錄取禪三。錢真的不重要？還是只有錢最重要？所以三地菩薩一定要用開悟回饋「大金主」，其他人付出的時間勞力和相對少量的捐款不值得「獲得三地菩薩的幫助」？

 02. 從一個助教老師的角度看正覺的管理和人性

【琅琊閣】：胡老師，您跟前面幾位寫菩提路文章的學員經歷不太一樣。您參與過正覺同修會在香港和大陸的「弘法業務」，是負責運營香港講堂的其中一個幹部，同時您又是助教老師。您參與的業務層面應該比台北的助教老師多得多，因爲工作範圍很廣，您要面對很多同級幹部、組長、部長和老師。

【胡惠玲】：香港講堂是的規模最初很小，大家開始做事時比較單純，只是為了學法和弘法。香港講堂初創立時期，共有五位幹部，當時大家很齊心，回到講堂就感覺好像回到家一樣，每次回講堂做義工都是一整天的連續做兩天，那時候正覺在大陸的深圳也開了一班禪淨班，雖然那時我仍未「明心」，我也有去做義工。

後來大家被印證開悟，有了「明心」身份才可以做的「職事」之後，關係就開始不一樣了，幹部之間就有鬥爭和比較，因為有幹部比較受重用而生嫉妒吧。

蕭平實導師一直說「大家都不是三果人」，暗示這些鬥爭攀比是哪個地方都有的事情，是正常的，所以不能説有人事紛爭就去懷疑導師印證的「開悟」。最諷刺的是，有人說香港講堂這些鬥爭都是「小事情」，台北講堂的幹部鬥爭得更厲害，其實台北正覺内部如何鬥爭我也聽過不少，可是基層學員大概無法想象。

【琅琊閣】：您認同「大家都不是三果人，所以有鬥爭是正常」這個説法嗎？

【胡惠玲】：我以前也在大公司大機構上過班，做過管理層，可是正覺幹部之間的鬥爭比我在社會上的工作所見更嚴重，我身邊就有「明心菩薩」說：「正覺比世間更世間」。

以前我一直說服自己說：大家都是在修，所以要接受大家的習氣。其他學員也是這樣想，說這些「境」都是讓我們修忍辱的。現在回想當時，我們每個人開悟後坐在比基層高級的位置上，覺得自己已經是「大乘勝義僧」，不自覺地慢心高漲，以爲自己是「聖人」，這種心情只有多與少的差別，有些人比較低調，但是其實很多人「明心」之後突然變了一個人，只是很少人會反觀自己的變化。比如，被印證「明心」之後非常在意我有什麽職位，你有什麽職位，甚至高調地去打探、比較。這裏面有很强的攀比心、功利心、有所得心。在香港，學員之間關係密切，幹部之間的攀比，基層學員有時候觀察得到，只是看不到有多麽激烈。

【琅琊閣】：很多大陸學員跟我說，他們最初看到當地幹部的明爭暗鬥，但是以爲台北不是這種情況。您對台北的「明心菩薩」印象如何？

【胡惠玲】：台北講堂對我們的管控很嚴謹，感覺他們非常不信任我們。比如我作為香港推廣組的「窗口」，向台北報告情況是應該的，但是連送出結緣書的書名和數量等等各種非常瑣碎的事情都要統計匯報，非常浪費時間。

再來是，正覺所有事情都是神神秘秘的，不要説香港講堂的學員對於台北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作爲幹部和推廣部的窗口，我收到台北給我的「指令」都不敢問清楚細節。

不少學員問：爲什麽正覺講堂什麼事情都神神祕祕的，什麼都機密？例如一個專案，收到通知要去做，不能也不敢問為什麼要這樣做，也不可以跟其他人透露，就只能按照吩咐去做。比如連下一班是哪位老師、哪位助教來教課，都要保密到正式上課那一天。

【琅琊閣】：學法修行是很單純的事情，爲什麽不可以光明正大？爲什麽要這麽機密這麽複雜？

【胡惠玲】：台北講堂除了不信任我們、要求我們報告很多瑣碎事情之外，還設立很多教條的規矩。舉個例子，台北要求香港每年定期開新班，也就是每年四月和十月都要開新班，但是香港講堂接引學員有一定困難，所以不能如期開班。於是，爲了接引學員，有人建議推廣組辦一個「學佛釋疑分享會」，讓義工可以和他們在書攤接引到的人保持聯繫，隔週在講堂播放電視弘法的光碟，之後大家可以聊天，有興趣的可以馬上報名上課。

最讓大家有意見的是，台北要求每一位推廣義工報告自己在接引過程中所說的内容，要寫報告匯報給台北知道。部長常常提醒我們「義工不能說法」，「說法」是親教師的「職權範圍」，所以我也要定時發訊息提醒大家不能說法。這個規矩非常矛盾，增加接引的困難。

【琅琊閣】：哪些佛法内容是被正覺同修會内部列爲「非親教師不能説的佛法」？

【胡惠玲】：關於義工不能説法的問題，親教師會議時，曾經有親教師提出過接引時不能避免要對他人說法的問題，蕭導師也說：只要是正覺書中的內容是可以講的。

導師雖然這麽說，可是推廣組的「禁令」從來都沒改變過。我記得在遞交給台北推廣組的報告中，有一位學員提到自己講解過「壽、煖、識」三個字的定義，我就馬上接到警告：以後不能說這些。我不懂是什麼原因，「壽、煖、識」不是佛經裏面有講過的内容嗎？

【琅琊閣】：您的「上位菩薩」有解釋爲什麽不能討論「壽、煖、識」嗎？（「上位菩薩」意思是已經被蕭平實印證「明心」，職位比你更高位的人。）

【胡惠玲】：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説法」的界限在哪裏，其實誰也不知道，大家很無所適從。如果你害怕做錯事，害怕被警告，那你就什麽佛法都不敢對別人說，可是什麽都不説，我們要怎麽去接引新學員？

最大問題是，我們不是沒有「業績壓力」，是一直面對巨大業績壓力！台北要求我們每年四月和十月都要凑夠人開新班。香港人生活繁忙，晚上要加班，有很多周六周日都要上班，很難接引學員。

其實我很不喜歡這種一定要定期開班的目標。我們本來是來學法修行的。推廣接引隨緣做就好，結果推廣組的菩薩非常辛苦地做擺書攤和學佛釋疑等接引工作，到頭來還被台北諸多限制。有資深的進階班學員說，其實講堂應該多關心一下一直在進階班的學員，不要讓他們流失，而不是不停地接引新人。

另一方面，非常矛盾的是，基層學員抱怨他們不能講佛法給其他人聼，可是明明很多「明心菩薩」和老師都私下説法，有些人還非常好爲人師，到處説法給其他學員聼，但是在正覺，只要沒人舉發你就沒事。

【琅琊閣】：「禁止學員説法」這件事根本不可能，對正覺也沒有好處。當正覺禁止「非親教師對他人説法」，而學員又很想聼法，很想與其他人討論法義問題，自然會去找那些不在乎這個禁令的「明心菩薩」和老師，有需求就有市場。但是正覺不考慮禁令造成反效果，就是一味要求大家「聽話守規矩」。

您提到的「禁止説法」事件裏面，有一個值得點出的問題。參與過内部事務的人可能都有過類似經歷，你覺得某一件事情不合理，「上位菩薩」不肯改，投訴到蕭平實導師那裏，導師一般是哄著你、肯定你、説一些打圓場的話，甚至可能做一些表面的修正措施，但是最後其實什麽都沒變，還是回到原來的老樣子。大家最初懷疑是這些部長、組長自作主張，陽奉陰違，其實是蕭平實對不同人說不同的話，蕭平實真正的決策就是正覺目前的做事方法。在正覺同修會，誰說了什麽千萬不要當真，語言的功能不是誠實地表達想法，是迂迴地隱瞞真相。

【胡惠玲】：對於正覺的「幹部菩薩」，我還有一個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不懂得尊重。正覺的很多「明心菩薩」喜歡小事化大，告來告去，而且沒有修養，可以在大庭廣衆、公開場合、講堂之内高聲喝斥他人，對基層學員非常不尊重。

我做過兩班的助教和其他班的櫃檯義工，也接觸過很多台北的幹部。有些「幹部菩薩」善良熱心，但是有些「菩薩」非常强勢，在電郵和電話裏面訓斥他人，疾聲厲色，讓你很不舒服。我們只是做義工，是無私奉獻，爲什麽連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我加入正覺之後很快就發現，大家雖然說自己開悟了，斷了我見，其實根本就沒有平等心、沒有慈悲心。

像我這樣一個助教老師，基層學員或許會羡慕我的身份，其實在正覺，只要你無權無勢沒後台，一樣是被欺負的對象。你有一點點可以被挑剔的地方，別人就可能私底下告發你，背後四處説你閑話壞話，告發之後也不會有人來問你發生什麽事，然後你就發現某些人對你的態度突然180度大轉變，好像不認識一樣，甚至對你很抵觸。我説的不是一般學員，我跟一般學員的關係都是正常的，這些讓我感到困擾的人都是我的「上位菩薩」和老師級別的。

【琅琊閣】：以大欺小、欺善怕惡在正覺同修會很平常。

【胡惠玲】：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律師行，做了十年的行政主管，第二份工作在澳門一家酒店做老板的私人助理及行政管理，做了十二年。我在世俗商業機構工作這麽多年，都沒有見過正覺同修會這種文化和管理方式。在一個商業機構，當然也有巴結和打小報告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不尊重員工、管理失衡混亂，這家公司經營不善，一定蒙受經濟損失，破產倒閉。

【琅琊閣】：基層爲什麽一直忍受「上位菩薩」的不尊重？

【胡惠玲】：本來正覺是一個學法修行的團體，應該沒有利益可以爭奪，但是在正覺，基層學員為了「開悟」不敢得罪「上位菩薩」，願意忍受任何對待，一是大家被洗腦這叫「忍辱」，二是，如果你不忍耐，「上位菩薩」隨時可以不給你義工做，那你還有機會上禪三嗎？

【琅琊閣】：一個普通的商業機構如果刻薄雇員，雇員一定另謀高就，因爲外面肯定有更好的待遇、更好的老闆，不可能只有這一家公司可以做事。正覺告訴你「除了正覺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讓你開悟，外面所有人都沒有實證」，這等於將佛法裏面的「開悟」變成正覺的「獨家產品」，你爲了得到這個「獨家產品」，無論多麽不合理待遇你都願意接受。

既然正覺要擴充業務，要做業績，開更多的班級，爲什麽「上位菩薩」不珍惜人才，這不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脚是做法嗎？

【胡惠玲】：正覺同修會的職位與「開悟」是直接掛鈎的，捐款又是能夠「開悟」的主要因素，能力和業績雖然重要，但是能不能爬到更高的位置上，不是能力決定的，首先是你有沒有錢開悟，開悟之後是你認識誰，有什麽人脈。業績不是不重要，但是錢和「人脈」十倍百倍重要。

比如我負責香港的推廣組，但是我無法直接與導師聯繫。導師不知道香港發生什麽事情，如果某位菩薩認識台北的高層幹部，替我向導師或某位高層「美言幾句」或「密告幾句」，我的際遇就會非常不一樣，就算告發一次沒有用，告發十次，別人對你會沒有成見嗎？

【琅琊閣】：正覺一直禁止學員「攀緣」，其實巴結和打小報告這種事情反應的首先就是教團内部非常攀緣，私底下就要有很多人互相「攀緣」，互通消息。其次，所有的「小報告」都是「二手資料」，帶有不實和揣測成分，但是一旦某人是「明心菩薩」，是幹部、是「老師」，是導師特別信任的人，他説什麽都沒人懷疑，只要他背後説你一句，聽者就會當成事實，對你形成先入爲主的偏見。正覺不止在法義上不會查證事實，在事相上同樣不會查證事實。

【胡惠玲】：在「明心菩薩」的階層裏面有很多「暗湧」。香港學員不多，我們幹部之間的很多問題，學員都看在眼裏。我在正覺算是一帆風順，多少人羡慕我能夠這麽快當助教老師，可以參加親教師會議，可是到了後來，我感覺正覺内部的氣氛很壓抑，基層學員擔驚受怕，害怕做錯事，我這個位子，「上位菩薩」對我的心態是要你做業績、交功課，即使不做錯事也會被人找理由舉發打小報告，跟誰無意的一句話都可能成爲被告發的「證據」，跟其他人多説幾句話我都會擔心，不知道會不會被扭曲。

您在文章中説，在正覺「無法相信任何人」。這是千真萬確的話，是我的切身感受。不止是很多人喜歡打小報告，聽到閑言閑語的「明心菩薩」什麽都相信，你會覺得，今天跟你關係好的人，明天可能因爲一個糾紛和利益衝突，就露出另一副面孔，隨時把黑鍋整個甩給你。

我最初加入正覺的時候，真心相信大家都是信因果的學佛人，行爲心態一定比世俗人好得多，應該很清淨，對「明心菩薩」更是信任。一個開悟的人，應該跟普通人有很大差別吧。但是這些年，經歷了很多事情之後，已經到了我不知道可以相信誰的地步，不知道哪一天我説的話會被人扭曲造謠，我也無力辯駁解釋。我覺得唯一可以自保、盡量遠離是非的方法，就是什麽都不説。

【琅琊閣】：您覺得在正覺，真的可以遠離是非嗎？

【胡惠玲】：遠離也沒有用，你只要跟有權勢的人不是一黨，就會被找麻煩。我在正覺多年，眼看著有人一旦被印證明心，就變了一個人。未明心之前，大家都小心翼翼，怕做錯事，一旦被印證明心，被安排職位，一夜之間變身聖人，不需要再顧慮他人。有些人很努力跟台北的幹部建立關係，討好巴結，很快就被安排了職位，有些人一直期待什麽時候有職位派下來。大家的心態其實跟世俗人沒有分別：解決了開悟這件事，又多一個何時才有職事的煩惱。都是「有所求」帶來的煩惱！

看多了這裏面的人性，你就誰也不敢相信，不敢對人透露真實想法。曾經有一位在台北已經很多人知曉的「明心菩薩」，大家都看到他是備受重用的，可是他也跟我說他在正覺一個人都不敢相信，所以我也不敢問為什麼，可能他憋得辛苦，想吐一吐氣吧。我當時聽到覺得他很可憐很孤獨，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為什麼一個修行團體彼此的信任度那麼低？是因為正覺有打小報告的文化嗎？大家這不是越修心性越差嗎！

【琅琊閣】：最初從來都沒想過，在一個「勝義菩薩僧團」裏面，打小報告竟然是「上位」的捷徑！

【胡惠玲】：說到打小報告，我想起另外一件事，在2019年底，台北有菩薩來香港做法會，有位彭某師姐想介紹一位台灣的推拿師給大家，她對這位推拿師評價很高，他是因為某些因緣想感謝正覺的幫忙，所以提出義務替香港的師兄姐們解決身體痠痛的問題。幹部在群組發了這段消息，我當時就知道做這種事情會惹麻煩的，所以不想參與，就沒有回應。

後來在香港講堂開幹部會議時，有幹部再提出，其他幹部建議說，推廣組義工常常出勤所以更需要治療，看到幹部們熱心推薦，一番好意，應該是要交待給台北師姐吧，所以最後決定由我去安排參加人數時間地點。當時我問是否需要向台北報備，幹部們都認為這是私人行為，不用報告。

安排好之後，有一天廖麗娟部長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安排了推廣組義工去看神醫，我想詳細解釋但她不願意聽，她投訴我說：為什麼推廣組的事情，我不向她報告，要由其他人告訴她，又說推廣組的義工不是我個人的，我不能這樣安排，要我馬上寫一個報告將整個過程寫出來。

我問廖部長是誰告訴她這件事的，是不是其中有什麼誤會，但她說不能告訴我那人是誰。我想，那人報告了什麼讓廖部長那麼生氣，我再想一想，其實這不就是那些打小報告的人想要的結果嗎！

我當時正和家人外出旅遊不在香港，不方便寫報告，但是她說不可以等我回香港再寫，她給的「折衷辦法」是我在手機錄音給她，她找人寫。我想：這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有那麼急嗎？

最後結果是蠻奇怪的，我想既然她說我犯了錯，還有幾天那醫師才來香港，我就請示說把整個事情取消，結果她又回復說這是會外的事情，她不給意見。前後的態度完全不一樣。

這件事還有後續，我在2020年頭去台北講堂，在九樓見到師娘（蕭平實的太太），她問我這個「神醫事件」，我說我已經寫報告交待清楚了，她緊張的說：交待清楚就好了。從師娘當時對我的關心，看得出「看神醫」這件事台北很重視。

【琅琊閣】：您當初不想參與是正確決定，在正覺「不做不錯、少做少錯」。您説的的這個「看神醫」事件反映了很多問題，我舉幾個例子：

1. 看病既然是你們所有幹部同意的事情，到底是誰去向台北舉發？能夠直接向廖麗娟部長舉發你的人不可能是基層學員。如果是其中一位幹部，當初幹部不是說這是私事，背後去告發不是很矛盾嗎？告發者的目的是什麽？

2. 爲什麽廖麗娟部長不可以兩方對質，告訴你告發你的是誰？告發者對廖部長講了什麽，是實情還是片面之詞？廖麗娟為什麽一上來就假設一定是你的過錯和責任？

3. 學員之間的私人來往，正覺有什麽資格過問？是學員私下相約看病都要跟台北講堂報備嗎，不通知台北就是有過錯？學法學到沒有自由和隱私了？

4. 如果隨便一個人去説三道四，就可以給你帶來麻煩，被部長訓斥、被要求馬上寫報告，舉報這件事在正覺絕對是「零風險，高回報」的事情！難怪這麽多人喜歡去告發別人！

5. 你違反了哪條會規，爲什麽這種事情也要「寫報告」上呈廖部長？既然廖部長覺得這件事情違反了什麽規矩，爲什麽後來卻說這是會外的事情？前後説法不是很矛盾嗎？

6.「師娘」非常關注這件事説明這不是小事，到底相約看病觸犯了哪條正覺會規？正覺内部是不是每天就是忙著處理這些與修行無關的事情？

【胡惠玲】：廖部長說：推廣組的義工不是你個人的。我和其他幾位幹部只是想讓大家看病，廖部長的態度和她説的話，告訴我一件事：正覺認爲這些「學員」是正覺的資源。

我感覺正覺很害怕我因爲自己的職位，侵犯正覺的「資源」，或者害怕我拉攏學員，形成一股勢力。這就是爲什麽正覺高層喜歡大家互相告來告去，下面的人不齊心不互信，才不會有結黨的情況出現，他們根本不希望大家的關係良好。如果希望幹部學員彼此信任、關係良好，管理階層絕對不會這樣處理事情，不會製造矛盾，鼓勵告密。

我後來有個感覺，基層學員什麽都不知道，對正覺一點都不瞭解，就像我當初那樣，不知道真相其實比較幸福，有一個「努力修就可以明心」的期待，以爲正覺真的很美好。我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正覺是一個比世俗機構更勢利、更鬥爭的團體。説到底，就是因爲有一個「密意」，還涉入權力和金錢。

【待續】